2026版中国临床肿瘤学会(CSCO)乳腺癌指南更新后,T-DXd在CDK4/6抑制剂经治的HHR+/HER2低表达人群中获得Ⅰ级推荐,Dato-DXd为Ⅱ级推荐。
2026版中国临床肿瘤学会(CSCO)乳腺癌指南更新后,T-DXd在CDK4/6抑制剂经治的HHR+/HER2低表达人群中获得Ⅰ级推荐,Dato-DXd为Ⅱ级推荐。但推荐级别确定后,具体临床决策仍需个体化判断,比如:一个内分泌耐药的HER2低表达患者,是直接使用ADC,还是再给内分泌一次机会?一个转氨酶升高但胆红素尚正常的肝转移患者,是否构成内脏危象,是否需要加快治疗升级?一个三阴性乳腺癌(TNBC)脑转移患者,将ADC前移至系统治疗优先位置的证据是否充分?
这些问题,指南提供了原则性框架,但具体到每位患者仍需临床判断。在第29届CSCO年会期间,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肿瘤内科学科主任、乳腺肿瘤科主任李曼教授在接受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百姓健康频道(CHTV)专访时指出,临床决策需在指南推荐与患者个体特征之间寻找平衡,尤其要关注疾病进展速度、脏器功能和证据边界。她进一步围绕HER2低表达人群ADC排兵布阵的时机选择、内脏危象患者的分层评估策略、TNBC脑转移ADC前移的证据边界等三个临床焦点问题,给出了系统而深入的解读。
ADC排布的第一问:
这个患者疾病进展得有多快?
在HR+/HER2阴性晚期乳腺癌中,HER2低表达(IHC 1+或IHC 2+/FISH-)人群约占45%~50%。DB04和DB06两项研究公布后,这部分患者从“HER2阴性”这一笼统分类中独立出来,成为HER2 ADC治疗的重要人群。
DB04是首个在HER2低表达人群中证明T-DXd生存获益的III期研究:在既往接受过化疗的HR+/HER2低表达患者中,T-DXd组中位PFS为10.1个月,显著优于医生选择化疗的5.4个月(HR=0.51)。DB06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展:纳入内分泌耐药但化疗未经治的HR+/HER2低表达或超低表达患者,T-DXd组中位PFS达到13.2个月,对照组为8.1个月(HR=0.62)。
李曼教授在访谈中重点比较了两项研究的入组条件,她指出:两项研究的关键差异不在于药物,而在于入组人群的既往治疗和疾病进展速度:DB04纳入的是HR+/HER2低表达、内分泌耐药且既往接受过化疗的转移性乳腺癌患者,通常在内分泌治疗和化疗后疾病进展时选择T-DXd;DB06纳入的是HR+/HER2低表达或超低表达、内分泌耐药但既往未接受过化疗的转移性乳腺癌患者,若疾病快速进展,可优先选择T-DXd。这一差异提示,在HER2低表达内分泌耐药人群中,疾病进展速度是ADC时机选择的重要考量。
李曼教授也谈到Trop-2 ADC在HER2低表达治疗格局中的位置。她表示,今年指南中Trop-2 ADC已进入这一领域,但目前仍缺乏HER2低表达人群的前瞻性数据,主要证据来自HER2阴性患者;因此,Trop-2 ADC目前更多是T-DXd进展后的后续选择之一,部分研究中即使患者既往接受过化疗,后线使用仍可见PFS获益。
值得注意的是,一项真实世界研究显示,在HER2低表达晚期乳腺癌中,T-DXd组的中位PFS仍优于抗Trop-2 ADC组(6.5个月vs 4.5个月,HR=0.60),提示在当前的证据格局下,T-DXd仍是该人群的首选HER2 ADC。ADC之间的互换与排兵布阵,已成为临床需要面对的问题,也需要更多前瞻性研究为临床医生提供指导。
内脏危象的第一问:
是哪个脏器在衰竭?
内脏危象是乳腺癌临床决策中最容易“一刀切”的场景。有危象,说明病情紧急,化疗提速。李曼教授指出,内脏危象不是单一诊断,而是由肝、肺、骨髓、高钙血症、心包填塞等不同脏器功能障碍构成的一组临床综合征;每一类的病理生理机制和处理逻辑不同,不能简单套用同一处理路径。
以最容易让医生纠结的肝脏危象为例。一个激素受体阳性、HER2低表达的患者,肝脏弥漫性转移,转氨酶升高,但胆红素正常。这时候该给内分泌一次机会,还是果断上ADC或化疗?李曼教授表示,若转氨酶升高但胆红素正常、肿瘤负荷可控,可考虑以CDK4/6抑制剂联合内分泌治疗;若胆红素>1.5倍正常上限或伴有黄疸,则需快速控制病情;但如果转氨酶增高的同时伴有黄疸指数升高,就需要快速控制病情,选择化疗或者ADC药物。
同样是肝转移患者,转氨酶升高但胆红素正常的患者,可能仍有机会从内分泌联合治疗中获益;而胆红素进行性升高的患者,每延迟一天,肝功能可能进一步恶化,治疗窗口迅速收窄。这两个患者的治疗选择不同,不是因为肿瘤不同,而是因为脏器的代偿状态不同。
肝功能评估不能仅凭转氨酶和胆红素两项指标,李曼教授进一步指出,评估肝功能时应按照Child-Pugh分级,综合考量黄疸指数、白蛋白水平、凝血酶原时间延长程度,以及是否存在肝性脑病、腹水等指标。如果肝功能状态非常差、伴有弥漫性肝转移,这类患者可能无法耐受化疗或ADC药物,此时CDK4/6抑制剂联合内分泌反而可能成为更合理的选择。
李曼教授强调,对于内脏危象这个概念,需要医生尽早进行充分评估,通过多方检验检查来判断内脏危象的程度和患者的肿瘤负荷,明确疾病进展的迅速程度,进而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。
TNBC脑转移ADC前移:
数据说了什么,又没说什么?
三阴性乳腺癌脑转移是当前乳腺癌治疗中预后最差、治疗选择最有限的临床难题之一,一旦出现脑转移,患者预后急转直下。李曼教授指出,临床界一直在探索这部分人群的有效治疗方案、筛选更精准的靶点,但遗憾的是,到目前为止,三阴性乳腺癌脑转移患者并没有一个有效的biomarker,这意味着无法精准筛选获益人群,只能从已有循证数据中寻找信号。Optimist02研究纳入了TNBC脑转移患者,使用Trop-2 ADC Dato-DXd方案,客观缓解率接近40%,这也为ADC前移提供了初步的循证证据。
李曼教授肯定了Dato-DXd在TNBC脑转移中的探索意义,认为其为ADC治疗这一人群提供了初步证据。但她同时指出,现有证据仍有明确边界:Optimist02研究纳入的是部分TNBC脑转移患者,而SG、SKB264等其他Trop-2 ADC的注册研究中,脑转移患者并非主要入组人群或缺乏专门数据;因此,目前支持ADC前移的证据主要来自单项研究,尚不能推广为Trop-2 ADC的类效应。
因此,对于ADC能否前移至TNBC脑转移系统治疗的优先位置,李曼教授认为,目前证据尚不充分。现有数据提示了方向,但研究入组人群与真实世界患者之间存在差异,临床医生需结合患者具体情况判断,不宜将ADC前移视为标准动作。
对于TNBC脑转移患者,ADC前移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。Optimist02等研究提供了初步数据,但入组人群有限,其他Trop-2 ADC在脑转移患者中的证据尚不充分。在此阶段,临床医生需结合患者脑转移灶的数量、位置、症状、既往治疗和体能状态综合判断:对于颅外病灶快速进展、需要系统治疗兼顾颅内者,可考虑ADC;对于颅内病灶进展迅速、需优先局部处理者,仍应以手术或放疗为先。ADC前移不宜作为常规策略,但也不应因证据不足而完全排除在个体化治疗之外。
结语
李曼教授在访谈中讨论的三个问题,分属ADC排布、内脏危象和脑转移证据,但它们共享同一个底层逻辑:指南推荐的是“在某一类人群中,哪种治疗获得更高级别证据支持”;而临床面对的是“这一个患者,疾病跑得多快、哪个脏器在衰竭、证据来自哪类人群”。前者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最优解,后者是个体意义上的最优解。两者之间的落差,就是临床医生需要主动填补的空间。
这种填补能力,不是靠记住更多数据就能获得的。它需要对研究入组条件的精读——知道DB04和DB06的差异不在药物,而在“化疗经治”与“化疗未经治”;需要对疾病进程的判断——知道内脏危象不是统一的诊断标签,而是不同脏器功能障碍的集合;需要对证据边界的清醒——知道单项研究的信号不等同于类效应。临床决策的高下,往往不体现在“选了哪个药”,而体现在“在什么时机、基于什么证据、为哪一类患者选了哪个药”。
专家介绍

李曼 教授
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
医学博士,教授,博士研究生导师
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肿瘤学科主任、教研室主任I期临床试验病房主任
辽宁省特聘教授、辽宁省百千万人才百人层次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常务理事
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乳腺癌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
中国抗癌协会乳腺肿瘤整合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
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
辽宁省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候任主任委员
辽宁省医学会肿瘤分会副主任委员
大连市医学会肿瘤分会主任委员
视频链接:指南之外:李曼教授谈乳腺癌ADC治疗中的时机判断、危象分层与证据边界 | 2026 CSCO年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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